法治號
□ 章成 王恩術
近期，美國中央情報局（以下簡稱“中情局”）在社交媒體上公然發布多段普通話招募視頻，煽動中國公民背叛祖國，充當其間諜。這一行為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秘密情報活動，而是一場精心策劃、赤裸裸的政治挑釁，是對二戰后建立的國際法律秩序基石的蓄意踐踏。這種將顛覆活動公開化、正當化的做法，是美國霸權思維的極端體現，使其在國際法面前無所遁形，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無可辯駁的、關于其意圖顛覆他國政權、干涉他國內政的“自白書”。
對國際法基石原則的公然違背
中情局的公開策反活動絕非法律的“灰色地帶”，而是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清晰、直接且無恥的違背。這些原則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國家間和平共處的基礎，任何負責任的國家都應恪守。
首先，此舉嚴重違反了國家主權平等與不干涉內政原則。《聯合國憲章》第二條明確規定了“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原則，禁止任何國家“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國際法院在1986年“尼加拉瓜訴美國”案的判決中，對此原則作出權威闡釋。法院認定美國通過資助和裝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違反了不干涉內政的習慣國際法義務，并明確指出，被禁止的干涉是帶有“脅迫”性質的行為，旨在干預“依國家主權原則，各國可自由決定之事項”，例如政治制度的選擇。將此判例應用于中情局的行為，其非法性一目了然。中情局通過視頻公開煽動中國公職人員“竊取機密”、聯系該機構，這本身就是一種旨在破壞中國國家安全體系、影響其內部政治穩定的“脅迫”行為，完全符合“尼加拉瓜訴美國”案所確立的非法干涉標準。
其次，此舉粗暴地蔑視了維系正常國家交往的外交關系精神。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宗旨在于“增進各國間之友好關系”，其第四十一條明確規定，所有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人員，均負有“不干涉該國（接受國）內政之義務”。間諜活動一旦被發現，接受國可宣布相關外交官為“不受歡迎的人”并將其驅逐。美國此次將顛覆意圖公之于眾，完全繞開了這一國際法框架，它不再是可被外交手段管控的秘密行為，而是一種公開的敵對宣告，從根本上毒化了國家間正常交往的氛圍。這種行為的背后，是美國企圖將“顛覆”常態化、合法化，使其成為一種針對所謂“競爭對手”的常規治國方略。中情局局長以“代際競爭”為由進行辯護，實質上是在嘗試拉低國際行為準則的底線，創造一種新的、危險的范式，即國家可以公開號召顛覆他國政府。
無法無天的干涉主義與雙重標準
中情局的策反活動并非孤立事件，它既是美國長期奉行干涉主義外交政策的延續，也與其在國內針對華裔群體進行歧視性“法律”迫害的虛偽做法形成了鮮明對照，共同構成了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一體兩面。
美國的干涉主義根植于其法律和歷史之中。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在創建中情局的同時，賦予其一項模糊的授權，即執行國家安全委員會指定的“其他職能和任務”。這一含糊其詞的條款，在歷史上被解釋為中情局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秘密行動的“法律依據”，這些行動包括宣傳戰、經濟戰，以及針對“敵對國家”的顛覆活動。從冷戰時期的陰影到今天社交媒體上的公開叫囂，其霸權干涉的本質一脈相承，只是手段隨著技術發展而迭代。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當中情局在境外公然煽動間諜活動時，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卻在國內以反間諜為名，掀起了一場針對華裔科學家的政治迫害運動，其虛偽性和歧視性暴露無遺。2018年啟動的“中國行動計劃”，聲稱旨在打擊經濟間諜活動，但迅速演變為一場針對華裔學者的“選擇性、過度激進的訴訟”。天普大學華裔物理學教授郗小星的案件便是其中的典型。他在家中被聯邦調查局持槍逮捕，最終政府的指控被證明毫無根據，案件以撤訴告終。這場堪稱“新麥卡錫主義”復活的運動，最終迫使美國司法部于2022年正式終止該計劃，承認其“助長了不容忍和偏見的敘事”。
將這兩條戰線聯系起來看，其內在的戰略邏輯便清晰可見。對內的“中國行動計劃”與對外的中情局策反運動，并非相互矛盾，而是相輔相成、互為支撐的組合拳。對內，通過政治迫害和輿論渲染，將華裔群體“他者化”，切斷中美正常的學術交流，為采取敵對性外交政策制造國內政治氛圍。對外，中情局的顛覆活動則利用這一被制造出來的“威脅”敘事作為其行動的借口。這不僅是虛偽的雙重標準，更是在“國家安全”和“法治”幌子下，對中國發動的多維度、系統性的地緣政治攻擊。
中國構筑守護國家安全的堅固長城
面對美國的無法無天，中國沒有以牙還牙地訴諸無序對抗，而是堅定不移地走法治道路，以更加完備、透明和全民參與的法治體系，構筑起捍衛國家安全的堅固屏障。
針對中情局的挑釁，中國外交部第一時間予以堅決回擊，明確指出美方行徑是“赤裸裸的政治挑釁”，嚴重侵犯中國國家利益。在法律層面，中國于2023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是應對當前復雜嚴峻國安形勢的必要之舉。新法科學界定了間諜行為，將范疇從傳統的“國家秘密”擴展至“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這對于防范外部竊密和滲透活動至關重要。同時，新法明確了包括企業事業組織在內的一切社會組織和公民的反間諜義務與責任，并對國家安全機關的調查權力規定了嚴格的審批程序和法律監督，確保了執法的規范性和合法性。
與中情局藏于暗處、偶露崢嶸的行事風格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國家安全部近年來主動走向臺前，以公開、透明的方式開展反間諜宣傳教育。國家安全部開通官方微信公眾號，直接與億萬民眾溝通，通過發布權威信息、披露真實案例，向公眾普及反間諜知識。這些案例揭示了境外間諜情報機關利用金錢美色、非法測繪乃至偽裝商業合作等手段，企圖竊取我國戰略資源的種種卑劣手法。這種生動的全民法治教育，極大地提升了全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防范能力，是對“人民戰爭”思想在信息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發展。
美國中情局此次看似咄咄逼人的公開策反，并非其強大的標志，而恰恰是一個霸權國家在面對世界多極化大勢時，戰略焦慮和道德衰落的病癥體現。這與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真正的多邊主義、尊重《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等原則的理念形成了鮮明對比。面對外部的公然挑釁，我們最大的底氣和最強的武器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十四億中國人民的堅定團結。在法治的軌道上，我們正在并且必將筑起一座任何外部勢力都無法攻破的鋼鐵長城，堅定地捍衛我們來之不易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成果。在這場正義與非正義、法治與霸權的較量中，歷史和法律終將站在中國人民這一邊。
（章成系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副教授、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王恩術系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研究助理）
編輯：劉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