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

市域治，天下安。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啟動以來，416個試點地區在中央政法委指導推動下，以廣袤大地為紙，以實踐創新為筆，努力交出“爭當表率、爭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亮眼答卷。近3年來，眾多鮮活經驗從地方探索上升為頂層設計，從單項經驗集成為系統制度，市域日益成為防范化解重大矛盾風險的“終點站”。即日起，本報開設“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地市巡禮”專欄，全面回顧各試點地區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經驗做法，充分展示試點工作取得的顯著成效，敬請關注。

□ 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地市巡禮

□ 本報記者 董凡超

一子落而滿盤活。

作為宏觀與微觀的轉承點，市域具有較為完備的社會治理體系、解決重大矛盾風險的資源力量和統籌能力，是防止風險外溢擴散上行的重要關口。

自2019年12月中央政法委全面啟動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以來，各地各部門以政治強引領、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強教化、以自治強活力、以智治強支撐，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一塊塊市域社會治理“試驗田”在省級推廣、在全國示范，一項項經驗總結從“盆景”巧變“風景”，以市域平安不斷夯實中國之治的基石。

政治引領

市域社會治理統攬力更強

長期以來，廣東省中山市采取“市管鎮”兩級扁平化管理模式，孕育出數量眾多、實力雄厚的專業鎮。但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工業園區遍地開花，土地低效開發利用，城鎮建設“攤小餅”，資源利用碎片化等問題層出不窮。

近年來，中山市充分發揮黨委組織和政法部門協同作用，對社會治理進行多維度指數化監測預警，形成市、鎮（街）兩級黨委書記“一手抓經濟報表，一手抓平安報表”的導向，形成齊抓共管、上下貫通的體系，全面整治“沉疴舊疾”，實現片區“舒筋展骨”。

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開展以來，各地發揮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加強對社會治理工作的領導，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構建起黨組織領導的區域統籌、條塊協同、共建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工作新格局。

在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工作被確定為“一把手”工程，四級書記擔任本級領導小組組長——盟委書記抓頂層設計，旗縣市委書記抓任務落實，蘇木鄉鎮（街道）書記抓具體盯辦，嘎查村和社區書記抓服務反饋，收集群眾訴求38749條，辦結率91．2％，為群眾直辦、幫辦、代辦服務事項10萬余件次，98％的群眾訴求在社區得到解決。

在貴州省銅仁市，黨委領導下的家庭、社會、職能部門三方聯動的社會問題處置機制已建立完善——平安創建、民轉刑命案防范、社會組織培育、社區服務等30多項任務形成責任清單，分解到各群團組織，推動其與政法單位力量聯合、工作聯動。群團組織“柔性”補位作用得到充分發揮，讓執法“剛性”獲得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支撐。

在素有中部地區重要交通樞紐和制造業重鎮之稱的湖南省株洲市，黨旗“插上”產業鏈行動如火如荼開展——17條產業鏈建立聯合黨委，推動把黨支部建在網格上，將網格內各類組織納入網格化管理，最大限度把黨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市域社會治理效能。

法治保障

市域社會治理執行力更實

突出“小快靈”立法——為適應常態化疫情防控，僅用兩個月，制定《工程建設項目并聯審批管理規定》，助力復工復產。

突出“小切口”立法——把住宅物業、供熱供暖等作為治理的重點，分別制定務實管用的法規，帶動相關矛盾糾紛大幅下降。

突出“小成果”立法——出臺《社會治理網格化服務管理條例》，將“全民網格員”等小創新、微改革固化上升為法規制度，確保常治長效。

……

近年來，山東省濱州市發揮市域立法周期較短、形式靈活的特點，提供更及時、更精細法治保障，實現精準有效法治供給。同時堅持民本導向，全面歸納整理、科學分析評估社會治理領域群眾立法意見，讓民意“躍然紙上”。

構建良法矩陣，夯實善治根基。各地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把社會治理納入法治化軌道，堅持把依法決策作為事關社會治理整體效能的大事，把地方立法作為破解社會治理難題的重要保障——

作為典型的“老工業基地”，遼寧省本溪市針對群眾高度關注、容易引發問題的生態環保等問題，建立完善生態“1＋N”立法體系，并在市縣鄉全面建立起以政府法治機構工作人員為主體，專家及執業律師為輔助的法律顧問隊伍，參與立法項目和規范性文件的審核，為重大經濟項目審查等提供高質量法律服務。

作為“民營經濟大市”，浙江省寧波市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依法實施“減事項、減環節、減材料、減時間、減費用”，實現一般企業投資項目和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最多80天”，政務服務事項“一網通辦”率達到85％，依法取消各類證件證明5．5萬件，為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再添助力。

當“評最優”遇上“佛系”干部時，正向激勵往往大打折扣。重慶市南川區推行“最難辦事科室群眾評”的亮黃牌考評機制，作為全面依法治區的重要抓手，提升公共權力法治監督效能，用干部的“緊張指數”換取了群眾“滿意指數”和地方“發展指數”。

德治教化

市域社會治理共治力更廣

把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細化為23項指標，群眾可持平安家庭積分卡累計兌換日常生活用品，積分較高的家庭在“平安之星”“道德模范”評選中優先考慮……在如今的陜西省安康市，一間間依托基層綜治中心建立的“平安愛心超市”不斷夯基筑臺，釋放著德治教化的廣泛影響力。

試點開展以來，安康市深入探索“道德評議約束”實踐，印發推進新民風建設的意見，所有村（社區）建立道德評議委員會，通過群眾說、鄉賢論、榜上亮，使農村擺酒席同比減少三分之二，人情消費下降七成。

社會治理有“千條線”，如何在千頭萬緒中“繡出”令人滿意的圖景？各地重視發揮道德教化作用，廣泛挖掘和汲取中華優秀傳統道德文化精髓，形成凡人善舉層出不窮、向上向善蔚然成風的良好局面。

福建省龍巖市是全國著名革命老區、原中央蘇區核心區域、群眾路線重要發源地。近年來，該市依托紅色土地、紅軍故鄉、紅旗不倒“三紅”資源，開展教育活動1．2萬場次，開展“平安縣鄉村三級聯創活動”，設置宏觀、中觀、微觀目標，拉緊縣統籌推動、鄉具體實施、村落細落實的責任鏈條，引領群眾爭創平安家庭、共建平安村居。

同為革命老區的湖南省郴州市，山地丘陵占近四分之三，民風淳樸但鄉村法治基礎薄弱。清明期間大規模聯宗祭祖活動一度盛行，經常引發矛盾。郴州市通過推進“干警聯村包組促平安”工作，深入鄉村加強法治服務，一 一約談相關人員，引導形成了簡約文明祭祖的風氣。通過開展“法律明白人”培育活動，強化村組干部法治素養，先后培養1萬余名村莊“法律明白人”。

自治強基

市域社會治理聯動力更暢

枕水江南，夢里水鄉，走進浙江烏鎮，“烏鎮管家”這張“行走的名片”格外引人注目：他們頭戴鴨舌帽，身穿紅馬甲，戴著寫有自己名字的胸牌，穿梭于青磚白墻間。窨井蓋損壞、電線桿歪倒、路面破損……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

近年來，浙江省嘉興市發揮市域統籌優勢，推動群團力量資源向基層下沉、向農村延伸，發揮好橋梁紐帶、聚合引領作用，把“群”字做實。以“烏鎮管家”為代表的平安志愿者隊伍已吸納近30萬城鄉群眾參與其中。

從“單打獨斗”到社會協同，從傳統粗放到共治共享，近年來，各地推動部門優勢互補，盤活有效資源，輻射帶動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基層“群眾自治圈”“社會共治圈”逐步形成。

山西省晉城市健全街道“大工委”、社區“大黨委”和兼職委員制，科學整合轄區內群團力量，建立婚姻家庭矛盾糾紛“五色”分級預警機制，形成“婦聯主導＋專家指導”的婚調模式，從源頭預防由婚姻家庭矛盾引發“民轉刑”案件。

江蘇省淮安市打造“紅石榴家園”少數民族群眾服務平臺等17個群團共治平臺陣地，設立新媒體民意“綠色通道”，征集社會治理“金點子”，推廣“小區議事廳”等做法，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中明確群眾評議“一票否決”的作用。

甘肅省酒泉市開展社區黨建共抓、社區事務共商、社區服務共擔、社會資源共享的“四共同創”等活動，成立老黨員、在職黨員、業主委員會、居民代表、專業律師、社區民警、專業社工為主體的居民協商議事會，通過“6＋X”議事法和“居民議事廳”等議事平臺，做到群眾的事自己議、自己定、自己干。

智治賦能

市域社會治理源動力更足

淇水千古流，一河詩賦唱九州。豫北歷史文化名城河南省鶴壁市近年來大力推進5G智慧城市建設，被確定為全國首個空間地理信息與5G融合應用試驗區。

依托嶄新的“城市云計算中心”，鶴壁市深化“放管服”改革，建成5G政府服務大廳和“智約鶴城”精準預約系統，2013項政務服務事項實現“網上辦、掌上辦”。

“智治”是社會治理現代化中體現新科技革命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各地積極發揮“智治”支撐作用，推進社會治理體系架構、運行機制、工作流程智能化再造，讓市域社會治理源動力更足。

山西省晉城市開發“市域社會治理智能化工作平臺”，開通“職工心理健康云課堂”等線上免費教育課程，有針對性地加強安全警示教育和心理健康輔導。

面對山區多、交通不便、本地優質法律資源存在短板的現實情況，郴州市充分運用信息化技術手段，引進“無人律所”資源，將視頻機器人安放在鄉村，由村干部、網格員等“法律明白人”協助村民提交法律需求，全國4．5萬名簽約律師在線接單，讓優質的法律服務及時送達群眾身邊。

千川匯海闊，風展旗如畫。

各地正以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理念為引領，橫向構建起共治同心圓，縱向打造好善治指揮鏈，推動關口前移、重心下移，努力使市域成為社會風險矛盾的“終點站”，以市域平安助推中國之治再創新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