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號
一場綿延三年的新冠疫情，對各行各業提出巨大挑戰，具備互聯網基礎、數字化能力的機構和行業得以從容應對；一些傳統、線下產業損失甚大慘重，被動轉型。仲裁行業也不例外，傳統仲裁機構面臨送達受阻、開庭取消甚至無法辦案的困境。
從更大層面來看，隨著互聯網產業發展進一步向數字經濟轉進，以“數字科技”、“智能化”為特征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加速到來，產業數字化成為趨勢，數字法院、數字政府建設方興未艾。盡管部分仲裁機構亦主動尋求數字化轉型，比如2019年長沙仲裁委上線互聯網仲裁平臺，2020年廣州仲裁委推出中小微企業商事爭議在線解決平臺，2022年上海仲裁委修改仲裁規則，以電子送達、視頻開庭等方式，開啟數字化仲裁的大門。但同樣是爭議解決，得益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信息化方面頂層設計并持續發力，包括浙江全域數字法院建設等各地的探索，法院信息化建設已經推進十年有余，互聯網司法成果斐然。相比之下，仲裁機構之間獨立、分散，客戶需求多樣，仲裁行業領導者認知不一，仲裁機構無論在回應疫情下的仲裁需求，還是對于數字化發展的改革，都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互聯網有一條基本的規律，互聯網面向大眾，滿足標準化、高頻發生的需求，從易到難，不斷迭代。仲裁服務正好相反，仲裁，尤其是有影響力的仲裁機構，主要以受理高端、疑難案件為主要模式，與互聯網的發展呈現不同的規律，對數字化的需求較低。而數字化很難一開始就解決疑難問題，更擅長解決以往仲裁機構不太看得上的小額、多筆、頻發的爭議。
其次，現階段法院面臨案多人少壓力，而其他糾紛解決機制在解紛分流方面，有著各種各樣的不足和難點，法院無法回避簡單類案多、收案數量高的問題，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成本解決此類問題。這本是仲裁數字化的巨大機遇，一旦司法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完成并具備大規模收案能力，實現爭議解決的“按需供給”，能快速解決類案，仲裁的這個機會就會喪失。對仲裁的數字化轉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疑難、復雜案件畢竟是少數，技術賦能成本高；90％以上是簡單類案，可以技術解決，再加上法院審執一體，司法比仲裁在回應爭議解決需求方面更具優勢。
再次，調解的數字化產品如能不斷迭代升級并與法院系統對接，疊加產業、商業領域智能合約等手段的綜合運用，調解將有著比仲裁更加靈活的優勢。
在數字化的背景下，司法、仲裁、調解等多元爭議解決方式，均可能享受到技術提升“生產力”的紅利，以往優劣勢可能互換。仲裁如何通過數字化去回應這些挑戰，以及數字化時代在國家治理中發揮如何發揮更大作用，成為今天仲裁行業必須回答的問題。
如何從更長遠的發展趨勢下規劃仲裁數字化，成為當務之急。這種語境下談仲裁數字化轉型：實際上有兩種預設。
第一種預設，整個社會大部分的商業場景是傳統的、線下的，或仲裁的業務在一定時期內仍將是傳統的、線下的。仲裁機構通過數字化的方式，比如通過電子送達、線上開庭等若干節點的數字化，提升仲裁效率，降低當事人參與成本。但顯然，這些舉措只能解疫情等不便之下的燃眉之急，無法與仲裁所服務的整個商業交易數字化匹配。
第二種預設，商業數字化轉型、產業數字化轉型，整個經濟從工業經濟大幅度向數字經濟轉進，生產組織形式，商業交易模式，締約、履約與支付方式大部分或完全數字化，全程留痕，并且通過區塊鏈等技術固定事實，從依靠規則重建法律事實到依靠技術固定客觀事實的本質變化，仲裁應當如何去回應？
當然，兩種預設并非涇渭分明。在第一種預設向第二種預設邁進，或者在第二種預設實現的過程中，仲裁所服務的客戶一定時期內處于部分數字化，仲裁應當如何去適應這個過程，并保持對未來經濟與商業實現數字化后爭議解決的能力匹配，是首先需要確定的問題。
這必然會觸及到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什么是仲裁數字化的理想圖景？或者說，什么是爭議解決的理想圖景？
爭議解決的供給自古以來就是奢侈品。爭議數量之多，解決爭議難度之大，解決成本之高，這是千百年來任何爭議解決機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基礎。快速、高效、公正解決爭議，成為良法善治追求的重要目標。近年來，司法領域，從立案審查制到立案登記制，就是這種追求之下的重要努力。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時期比今天更接近完成這個目標。當互聯網以一種利他、普惠、且保持能力不斷升級的面目出現，我們有理由相信，一旦深度完成數字化，爭議解決服務的“觸手可得”這個理想目標就有可能成為現實。畢竟，在電商領域，諸多電商平臺的糾紛解決已經實現這個目標；政務服務，浙江已經實現群眾辦事“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用跑”。
數字化場景下，仲裁服務的“觸手可得”，可以細分為三個具體指標：一是獲取無門檻：只要約定仲裁，任何主體、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需要仲裁服務，都可以無門檻獲得；二是供給不限量，在充分數字化的商業交易領域尤其是類案領域，仲裁服務的供給不再受限于收案能力，供給由技術決定，高效解決；三是結果被信賴，仲裁規則嵌入數字化系統，同類案件相同裁判在仲裁中同樣可以實現。
這一理想圖景并非一簇而就，取決于下述路徑選擇：
第一，開展輔助辦案。在留足系統發展空間的基礎上，開發仲裁管理平臺，實現收案、分案、送達、開庭、裁判、結案、仲裁管理、事務工作等一體化，推進案件重要節點的數字化，為傳統仲裁業務提供輔助能力，以此實現降低客戶成本，為仲裁員減負，提高仲裁委工作人員效能三大目標。
第二，力求行業突破。在穩定傳統仲裁業務的同時，服務數字經濟增量。尤其對平臺企業、普惠行業、爭議多發領域采取針對性的措施，以數字化為目標，通過與行業產業聯合，實現標準統一、系統共建、產業上游和爭議解決下游打通，以此為基礎，探索智能化在類案仲裁中的應用，在類型化、高頻、海量糾紛的行業或領域，為客戶提供快速解決方案，初步實現仲裁數字化。在收案和仲裁能力大幅度提升基礎上，引導更多客戶約定仲裁，擴大仲裁服務市場占有率。
第三，改造傳統業務。以數字經濟增量市場形成的數字化能力，改造傳統仲裁業務。幫助合作客戶實現在線締約、履約、合同管理，對關鍵風險環節，以區塊鏈等技術實現客觀事實留存，降低還原事實和固定證據的成本，進而提高解決疑難商事爭議的效率和公正性。
第四，實現智能再造。在快速高效仲裁的供給之下，以當前逐步成熟的司法人工智能技術對海量案件的分析，提供裁判指引、文書自動書寫、流程服務自動觸發與推進、事務性工作機器替代，真正實現仲裁的數字化和智能化。
而更為重要的是，仲裁機構要積極參與整個經濟社會數字化進程，在關于數字化建設的制度升級、法律設計、數據保護等領域，為仲裁數字化預留空間，提供制度保障。
（申欣旺）
編輯：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