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條問事

鐘　燃

漢武帝時期，面對諸侯勢力尾大不掉、地方豪強兼并土地、郡國守尉貪腐成風的嚴峻形勢，為確保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推恩令等政策落實到位，朝廷加強了對地方的巡回監察，將全國劃分為十三州部作為監察區，每州派遣刺史一人為固定的監察官。漢武帝手訂“六條”，要求刺史依六條對地方進行問事、開展監察，史稱《六條問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化規范地方監察官職權范圍的監察法規，不僅在西漢中期對于加強中央集權、保證中央法令統一有效實施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六條問事》共6條，內容簡明扼要，針對性非常強。監察的對象僅有兩類：地方豪強和地方最高行政長官郡守，不涉及基層小吏和普通百姓。監察的行為僅有六種：一是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即地方豪強兼并土地，僭越禮制，欺壓百姓；二是二千石（因郡守俸祿為二千石，故以“二千石”指代郡守）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即郡守不執行中央政令，貪污腐敗，盤剝民眾；三是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即郡守濫用司法權，草菅人命，或憑個人好惡施政；四是二千石選署不平，茍阿所愛，蔽賢寵頑，即郡守任人唯親，壓制賢能，提拔庸劣；五是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即郡守子弟利用父兄權勢干預政務、謀取私利；六是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即郡守與豪強勾結，收受賄賂，破壞中央法令統一。

漢代的《六條問事》和刺史設置，堪稱制度創新，在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一是以法律形式明確監察范圍和標準，規范監察行為，減少監察隨意性，推動漢代形成“以法治吏”傳統。二是創設“巡回監察”制度，刺史不常駐地方，而是定期巡查，避免與地方勢力勾結。三是采取“以卑臨尊”的權力制衡策略，刺史品級雖低（六百石），但可監察郡守，防止監察官自身坐大。四是實行監察與行政分離，刺史僅負責糾舉，無兵權、財權，不干預地方行政，確保監察權的獨立性。這一制度的精髓為后世歷代王朝所繼承，如唐代的六察制度、明代的巡按御史制度，都可看到漢代刺史制度的影子。

漢代的循吏、良吏多，特別是“昭宣中興”的吏治清明，與這一制度的有效實施不無關系。據史料記載，漢宣帝時期，益州廣漢郡太守扈商縱容家族侵占民田，其子扈輒更勾結豪強，在涪江沿岸私設關卡，向商旅勒索“過江錢”。當地民謠傳唱：“涪江水，流不盡，扈家索錢無時盡”，怨聲直達長安。時任益州刺史王襄巡行至廣漢，收到百姓狀紙十余份，于是喬裝為販鹽商人，帶兩名隨從乘船渡涪江。船至江心，果然有扈氏家奴持械登船索要“過江錢”。次日，他突襲扈氏莊園，搜出扈商與豪強簽訂的“分利契書”和記載五年間非法獲利九千萬錢（相當于廣漢郡兩年賦稅）的賬冊。王襄依據《六條問事》上奏彈劾。宣帝震怒，下詔將扈商腰斬于市，家產充公；其子扈輒及涉案豪強三十七人發配敦煌戍邊；沒收非法侵占田地二千頃，分給無地流民。

西漢后期，刺史權限逐漸擴大，開始干預地方行政，參與司法審判。東漢時期刺史有了固定治所，演變為州牧，掌握軍政大權，最終導致群雄割據，反噬中央集權。這說明，這一制度在后來運行過程中發生了異化，逐漸背離了制度設計的初衷，暴露出中國古代封建官僚制度所固有的結構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