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世之本

鐘　燃

西漢初年，有一少年才俊橫空出世，他有著與其年齡不符的政治敏銳和智慧。毛澤東曾兩次賦詩贊詠他，稱他“少年倜儻廊廟才”，也多次在談話中號召學習他寫的《治安策》，并稱《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值得一看。他就是“洛陽少年”賈誼，西漢著名的政論家、文學家。賈誼生活在信奉黃老之學、被后世稱為盛世的漢文帝時期，但他透過繁華，洞察到潛伏的諸侯坐大、匈奴侵邊等危機，并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奮筆寫出《治安策》《過秦論》等曠世雄文，系統提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的高論長策，對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賈誼長治久安思想的特點在于系統性治理，而其政治主張的哲學基礎是民本思想。賈誼在《新書·大政》中提出：“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他將民眾置于政治的根本地位，認為國家的安危、君主的榮辱、官吏的貴賤都取決于民眾，統治者永遠要把民眾看作政權的根本。他認為，“故自古至于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就是說，如果與民眾為敵，失敗只是時間問題。即便如秦般強大，終將土崩瓦解。在《過秦論》中，賈誼發出了“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一振聾發聵之音，揭示了民心向背對政權存亡的決定性作用，表明了以民為本是政權長治久安的第一法則。

賈誼的“夫民者，萬世之本也”論斷，是對先秦民本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尚書·五子之歌》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首次明確提出“民本”概念。西周認為，天命隨民心而轉移，奠定了“敬天保民”的政治傳統。春秋戰國時期，道家老子認為，“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孔子主張“仁政”，強調“節用而愛人”；孟子進一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并主張通過禮法制度進行約束。賈誼的貢獻，一是將這些民本思想系統化，為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黃老之學注入更多儒家的仁政思想。二是不停留在道德說教層面，也不停留在僅對強秦速亡的沉痛反思上，而是以民本思想為武器，在秦漢轉型之際著力進行王朝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構建，提出禮法結合、眾建諸侯、重農積貯等許多建設性主張。這些主張雖不為文帝所大用，卻成為后來武帝的政策依據。

伴隨歷史車輪艱難向前，民本思想不斷有新的表達。唐太宗提出“天地之大，黎元為本”，相對于“庶民”“黔首”，“黎元”這個稱謂凸顯了唐朝統治者對民眾的尊重和重視，含有將民眾視為國家根本和元氣的意韻。宋代士大夫精神中也明顯含有民本取向，張載的“橫渠四句”堪稱儒家“民胞物與”精神的巔峰概括。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突破“君舟民水”框架，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本新論，顯示出民本思想開始從工具理性向價值理性轉變。從這些不同表達中，都能隱約看到賈誼“夫民者，萬世之本也”思想的影子。

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在中國古代歷史的長河中，大凡真正的盛世，皆以民為本。民本思想猶如一股源源不絕的清泉，滋養著治國理政的實踐，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基因。當然，今天看來，傳統民本思想有其歷史局限性：統治者雖強調“重民”，但本質上仍是“牧民”，沒有也不可能確立“民”在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能否以民為本，主要靠統治者自覺，缺乏法治的剛性約束。正因如此，賈生之言雖“其論甚美，通達國體”，后世稱贊者眾，然能躬行者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