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法典是“編纂”而非“編撰”

編者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編纂生態環境法典”的重大政治任務和重大立法任務。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被列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一類項目，“扎實推進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寫入今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已經啟動，目前正在按計劃推進。

生態環境法典呼之欲出。本報今起開設“說法典”專欄，對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跟蹤報道，敬請關注。

□ 呂忠梅

生態環境法典立法程序已經啟動。

編纂法典，是國家立法活動。從編纂民法典到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我國在立法上都一以貫之地使用了“編纂”一詞，但在不少普法宣傳、學者論文中不時能看到“編撰”的用法。這種現象并非“筆誤”或“排版錯誤”那么簡單，背后是對“編纂”與“編撰”的概念辨識缺乏、對立法語言的嚴謹性認知不足，與立法的嚴肅性和法學理論研究的科學精神相悖。

生態環境法典本質上是在對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現行的30多部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規、1000多件地方性法規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法治實踐成果進行梳理的基礎上，通過系統整合、編訂纂修、集成升華等方式，形成價值統一、結構合理、邏輯順暢、務實管用的統一法律文本。因此，準確理解生態環境法典的一個前提和基礎，就是要厘清“編纂”與“編撰”的概念。

首先，“纂”與“撰”的區分根植于傳統訓詁與語感。在《說文解字》中，“纂，似組而赤。”在本義的基礎上，“纂”被引申為“纂修”“纂輯”，強調對材料的系統化整理。《新華字典》將“纂”簡釋為：編纂、編輯（如“纂寫”“纂修”）；古代指紅色絲帶。在現代語言中，多使用“纂”的引申義，即將零散材料整理成系統的編纂。在《說文解字》中，“撰，專壹也。”在本義基礎上，“撰”被引申為寫作、著述，強調原創性。《新華字典》將“撰”簡釋為：寫作、著述（如“撰稿”“撰文”）；持、拿（如“撰杖”），繼續強調以“寫作”為核心。可見，“纂”與“撰”的區分根植于傳統訓詁與語感，盡管現代口語和非正式文本中可能模糊二者界限，但在學術、出版等正式場景中，仍須嚴格遵循傳統用法。

其次，“編纂”與“編撰”有屬性之異。我國的立法語言一直以準確、嚴謹為追求，對于法典化立法，更是嚴格遵循中國文字傳統，采用“編纂”一詞。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統籌立改廢釋纂。”首次提出法典編纂作為一種立法方式的新要求，以促進我國立法體系不斷完善、法律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作為新中國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在出臺前后，正式立法文件始終使用“編纂”一詞。回顧歷史，我國曾經四次啟動民法典的制定或編纂工作，從未使用過“編撰”一詞。在法學理論研究中，我國學者對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譯介中均采用“編纂”的表述，有關民法典研究的論著中也鮮見“編撰”的表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法律文本及其學術研究中概念術語須高度精確以避免歧義。

法典化立法，需要對分散的法律規范進行系統性梳理，消除矛盾，形成邏輯嚴密的統一體系，“編纂”更符合“系統化整理”特征，強調對既有法律的修訂、補充與協調。而“編撰”則隱含“原創性寫作”，與法典的“體系化整合”性質不相符，可能引發對法典化立法性質的誤讀。

再次，“編纂法典”與“編撰法典”，本質上是立法行為性質與文本生成方式的區別。“編纂法典”具有鮮明的立法屬性：一是法典編纂不是法律的新立新定，而是對現行法律的系統性整合與重構，通過“編訂纂修”等立法程序完成；二是法典編纂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立法活動，地方權力機關和非立法機關無權進行；三是法典編纂追求規范融貫的體系性、邏輯性，對現行立法采取一定的方式予以整合、修訂、升華而形成文本，并通過立法程序賦予其法律效力與穩定性，與單行法的制定有較大不同。以此反觀，“編撰”不具有立法屬性，其所形成的文本也不可能是法律。即便法律匯編、案例集整理可用“編撰”一詞，但均非立法活動，所產生的文本也不具備法律效力。

在法律宣傳中將“編撰”與“編纂”相混同，可能誤導社會公眾，不利于全社會正確地知法、學法、懂法、用法。而在學術研究中若將“編撰”等同于“編纂”，不僅可能模糊立法行為與非立法行為的界限，也可能把學術觀點與立法決策相混淆，導致研究方向和目標的錯位。因此，生態環境法典只能是“編纂”而不是“編撰”。

（作者系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本報記者朱寧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