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號
□ 秦前紅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到今天，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但也面臨許多新時代的新任務與新挑戰。面對多面向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與改革任務，應該用聯系的觀點去理解與回應。新文科建設與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都屬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任務，二者不應當做割裂化的理解。遺憾的是，當下無論是針對新文科建設的討論，還是針對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討論，都存在相互割裂的問題——在談論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時會忽視新文科建設這一任務，在談論新文科建設時又會忽略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這一使命，尚未觸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探究，將會導致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呈現碎片化狀態，無法進行體系化、系統化的建構。在我國當前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中，新文科建設與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應把握好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與各自功能，實現二者的一體化推進。
無論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還是新文科建設，都可以從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面展開討論，這也是認識科學發展規律的重要視角。本體論視角是指研究存在和本原以及有關存在者的本質、分類及范疇的視角，主要討論“自主知識體系”與“新文科”是什么的問題；認識論視角是指研究認識與客觀實在的關系，主要討論“自主知識體系”“新文科”與社會存在的辯證統一關系；方法論視角是指認識、評價與改造世界的方法，主要討論認識、評價與改造“自主知識體系”或“新文科”的方法。
第一，從本體論視角來看，其揭示的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或是新文科建設都面臨一些共同性的問題。何謂“新文科”、何謂“自主知識體系”？需要回答的基本問題都是，它們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基本原理是什么、基本范疇是什么？需要用具有通用性的方法進行討論。以基本概念建構為例，新文科體系實現了“學科交叉”到“交叉學科”的范式轉型，矯正了精細化、專業化社會分工背景下對知識的整體性與統一性的不斷消解，減少了專業之間、學科之間的知識壁壘以及知識本身的碎片化，彌合了學科之間的齟齬，形成了學科合力。尤其是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單一化、碎片化的學科知識結構已經難以回應與解決復雜的實踐難題。這也就意味著，新文科體系中的基本概念群不是疊加模式，而是融貫模式，需要從既有的學科體系中提煉概念內涵與外延，并經由科學方法融合為全新的、獨立的概念，從而成為供給交叉學科獨立運作的自主概念。同時，新文科背景下所建構的新概念也需要接受自主知識體系的檢驗，并將其納入自主知識體系之中，豐富自主知識體系內部的概念體系層次。
第二，從認識論視角來看，其揭示的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與新文科建設都會面臨一些具體的問題需要回應與解決，二者存在各自的問題域。以“問題導向”開展新文科建設與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認識來源于實踐又指導實踐”基本原理的體現。那么，什么是新文科建設與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的問題意識？首先，問題意識本身要關乎中國，以中國實踐為起點，扎根中國大地，進而才能使無論是新文科建設還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都能夠解讀中國實踐、闡釋中國道路、彰顯中國特色與中國氣派。例如，關于自主知識體系的問題意識，在中國的語境中仍然可以對一些傳統的命題作出屬于中國的回答，比如主權或人權問題、道德和法律問題、國家安全觀與正義權利保護問題等；又如，在憲法學領域中關于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理論建構的問題、關于腐敗治理與監察法理論建構的問題、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與黨內法規理論建構的問題，均是隨著我國綜合國力提升后在世界范圍內需要呈現中國話語、中國視角、中國方案的問題。在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之中，這些問題既有中國的本土性，又包含與世界各國的關聯性，哪些問題涉及理論變革與知識體系重塑、哪些問題又可以在傳統理論中獲得解答，都需要深入探究。其次，問題意識本身要打破學科壁壘，強調學科交叉，不局限于單一學科內部與單一知識域。新文科中的“新”強調的是以跨學科的視角思考問題，尋找不同學科知識之間的關聯性與共同點；知識體系本身也因為體系特質而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具備知識融貫的基礎，通過問題驅動知識結構重塑。最后，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與新文科建設都進入共同的社會背景之中，需要深刻認識學科、理論知識與社會變遷的關系，面臨傳統知識體系與學科體系能否檢視與回應中國式現代化場景的檢驗。若割裂理論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將會使理論失去生命力，難以指引實踐發展。人類歷史的演進經歷了石器時代、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現代科技時代多個階段。當下，中國社會正在進入數字社會形態，新技術不斷迭代，科技的高度創新與高度發展塑造著充滿未知的未來。但是，現有的概念或理論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之間存在明顯的脫節，社會共識尚未形成，傳統具有支撐性的理論或概念失焦于社會實踐之中。無論是新文科建設還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都需要回應數字社會這一外部環境的影響。例如，在數字時代，平臺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某些情況下扮演著一定程度上的“準政府”角色，行使著“準公權力”。那么，能否用憲法學里的基本權利第三人效力理論來分析相關現象，還是需要建構一套全新的理論？又如，關于數字時代的權利沖突規則，無論是傳統的憲法理論還是部門法理論，都對權利沖突規則有著基本的理論建構，但面對來勢洶洶的數字化趨勢，新型權利不斷衍生，傳統的權利沖突理論能否回應？抑或需要建構新的權利沖突規則？再如，數字社會的運轉雖然以技術為驅動核心，但是傳統理論上的共識是不可忽視“人”的因素，要避免人的物化與異化，那么新的問題是人們有沒有逃避數字的相關權利？人們有沒有放棄和選擇的權利？人們如何在可能存在的算法黑箱、算法歧視中保障自己的決策參與權？這些問題的討論都與每個個體息息相關，傳統理論的回應能力也有待檢驗。當然，在數字時代背景下討論新文科建設或者進行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需要走出傳統理論的束縛，又會面臨一些“無病呻吟”“假問題”“泡沫化”“虛假繁榮”“新瓶裝舊酒”等爭議。例如，數字人權問題在這幾年形成了一批可觀的成果，但是不少成果可能只是提出了問題，甚至有人認為這些研究是制造問題，共識性有限。到底什么是數字人權？究竟有沒有數字人權這個概念？數字人權是人權在數字場域的表現還是全新的形態？這是數字時代人權知識體系建構需要回應的問題。同時，在討論數字人權的時候，數字人權與一般人格權的關系是什么？建構新概念時必須討論其與傳統概念之間是否具有相容性，要理順二者之間的關系。
第三，從方法論視角來看，其揭示的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與新文科建設都面臨如何進行知識生產的路徑問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新文科建設與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需要共同遵循的方法。首先，要準確把握好自主理論與西方理論之間的關系。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首要強調的就是“自主性”，新文科建設之新也在于破陳出新，以此為契機建構自主的文科體系，可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方向在于擺脫國外學術話語對我國學術學科體系的不自覺影響，走出頗具時代特征的“洋涇浜語”，真正服務中國社會，并為全球發展尤其是后發國家的發展提供中國智慧。但是，在扁平化的世界面前，強調自主性并不意味著新文科建設或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走向關門主義、閉門造車的極端，仍然要博采眾長，保持學科與知識體系的開放性，是要能夠交流的、可供討論的，但亦不可以用西方理論的議程設置標準來指引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正如學者所言，我們要研究的不僅有在中國的問題，也要研究屬于中國的問題，還要研究中國在世界的問題。其次，要準確把握好政治與科學之間的關系。知識生產同樣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并非單純的邏輯思維過程，也存在政治與科學的內在張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與新文科建設都肩負著特定政治意義上的使命——打破知識生產國際分工中的知識霸權。因此，無論是新文科建設還是知識體系建構，都需要自覺闡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大表述。
編輯：武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