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號
□ 劉樹德 （最高人民法院應用法學研究所）
近期，劉艷紅教授立足“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一次嘗試”的目標推出了自己獨著《刑法學總論》，細細品讀完這本“本土化的說理型刑法學教科書”后，筆者立足裁判說理視角并結合“完善以實踐為導向的法學院校教育培養機制”談幾點學習體會。
一、說理離不開正確立場和價值導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兩個司法規范性文件均強調了裁判文書釋法說理離不開正確的價值立場和導向。該書字里行間均鮮明地體現和表達了符合現代法治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立場，主要體現：其一，重視人權保障。例如，“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不但體現了刑法的目的，而且體現了現代刑法的價值取向：限制國家的刑罰權，防止其過分擴張，以保護人權”“憲法的價值是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刑法的價值自然也應如此，人權保障是刑法在任何時候都不可動搖的重要功能”等。其二，注重人文關懷。例如，“刑事責任的確定與實現，都必須以人為本，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意志，體現人文關懷”。其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立場和回應公眾“法感情”。例如，“定罪量刑的過程首先是對行為之法益侵害性的全面評價過程。若評價的范圍過窄或者評價的事項過多，那么刑法的適用既違反刑法第五條規定的罪刑均衡原則，也會背離公眾對案件辦理的公平正義感受”。
二、說理離不開科學的思維規律和論證準則。該書確實從多方面論述了說理應當注意的事項和需要遵循的規則，具體包括：其一，說理要遵循邏輯學原理。例如，“作為科學的法教義學理論，不能只滿足于結論的實質合理，卻不問得出結論的推理過程是否環環相扣、邏輯一貫”。其二，“例外情形”需要承擔更重的說理負擔。例如，“如果個案中存在未遂情節無關緊要，或者行為的法益侵害性與既遂犯的基本相當等情況，則法院在例外情形下應當承擔說理負擔，不對未遂犯予以量刑優待”。其三，反駁他人主張要提供理由。例如，該書對“詐騙罪候補說”“期待可能性理論謹慎適用”“從獨立預備罪的立法目的出發判斷從屬預備是否可罰”“想象競合犯不是處罰的一罪而是實質的一罪”“非刑罰處罰措施不需要”等觀點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商榷與反駁。其四，贊成或者聲稱某一主張要提供理由。例如，針對未遂犯“著手”認定的“主觀說”“客觀說”（又細分為“形式客觀說”和“實質客觀說”）與“折中說”（又細分為“主觀與客觀的折中說”和“形式與實質的折中說”），該書主張“形式與實質的折中說”，并從合理性、優勢互補、不足的克服方案等進行了論證。
三、說理離不開科學的法律解釋方法。該書除在“刑法概論”部分專列一節對刑法解釋的概念、分類和方法進行了論述之外，尤其不時地在其他相關章節中準確地運用相關法律解釋方法來展開說理論證，具體包括：其一，文義解釋。例如，“司法機關對‘供犯罪所用的財物’的概念采取了文義解釋的方法，即只要是與犯罪有關的財物，即使是犯罪分子日常使用的，只要其在犯罪中使用，司法機關都會予以沒收”。其二，體系解釋。例如，“對沒有造成損害的犯罪未遂才可適用減輕處罰的規定，而對造成損害的犯罪未遂可適用從輕處罰的規定。這是對我國刑法中犯罪未完成形態作體系解釋的結論”。其三，目的解釋。例如，“通過目的解釋，將該條款（刑法第二十四條——引者注）理解為‘行為人采取的措施’能夠有效地防止結果發生，而非‘行為人采取的措施’已經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其四，當然解釋。例如，“根據當然解釋的原理，如果行為人具有免除處罰的情節，那么其行為就一定具有減輕刑罰的情節，因為可以將免除刑罰的情節看作減輕刑罰情節的一種”。其五，限縮解釋。例如，“刑法第二十二條第1款使用的是‘為了犯罪’的表述，其既包括‘為了預備犯罪’，也包括‘為了實行犯罪’，但應將其限縮解釋為‘為了實行犯罪’”。其六，類推解釋。例如，“這樣的結論……還因為對實行行為的類推解釋而直接侵蝕了刑法的明確性原則，而且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
該書多維度的“說理”論述與展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成為我們思索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完善以實踐為導向的法學院校教育培養機制”改革任務落實的重要切口。一是通過聚焦“說理”來提高理論界與實務界的理性溝通與共識形成；二是通過聚焦“說理”來促進國民規范立場和公眾“法感情”有機融入刑事審判活動；三是通過聚焦“說理”來激發案例指導制度的運行效能。立足當下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進人民法院案例庫建設來履行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統一的憲法職責背景下，該教科書精心選取我國司法審判實踐中的大量具有裁判規則意義的案例，并從正面示范如何說理或者反面點評說理不足，必將有助于促推法官裁判文書釋法說理能力和裁判文書釋法說理質量提升，有助于確保面向社會開放的人民法院案例庫建設的行穩致遠，有助于提升具有中國特色的案例指導制度的運行效能。
編輯：武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