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礪兵：強化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治支撐

劉礪兵

近年來，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拓展了未成年人學習、生活空間，同時也引發了全社會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問題的關注。據統計，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10.79億，未成年網民規模已突破1.91億。多數未成年人通過短視頻、視頻平臺獲取社會重大事件信息，但未成年人信息鑒別能力有限，平臺內容質量對其思想觀念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所難免。實踐中，未成年網民遭遇過個人信息泄露等網絡安全事件的比例較其他群體偏高，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中國青少年新媒體協會聯合發布的《2021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20.0%的未成年網民對于防范網絡詐騙、信息泄露、網絡謠言等沒有概念”。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過度上網情況較此前有所改善，但“未成年人工作日平均上網時長在2小時以上的比例為8.7%，節假日平均上網時長在5小時以上的比例為9.9%”，這些統計數字仍然是令人震驚的。另外，互聯網在給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社交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引發了侮辱、誹謗、人身攻擊等網絡暴力現象，一些未成年人沉迷于網絡游戲、網絡直播、網絡音視頻等網絡產品和服務，未成年人非理性網絡消費、參與“飯圈”亂象等網絡沉迷現象也時有發生，引發社會關注。

數字環境中，未成年人身心的脆弱更加明顯，這需要給予特殊保護、優先保護。未成年人保護法增設“網絡保護”專章，對網絡游戲、網絡直播、網絡音視頻、網絡社交等網絡服務提供者提出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相關的明確要求。即將施行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是我國出臺的第一部專門性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綜合立法，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未成年人成長成才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為未成年人在網絡空間的健康成長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條例》以專門法規的形式，匯聚各部門合力，推動各有關方面嚴格落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責任，筑牢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法治支撐。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規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權、受保護權、發展權和參與權。這四大權利同樣適用于數字環境。未成年人權利的實現與網絡的聯系日益緊密，接觸互聯網獲取信息不僅是其權利的應有之義，而且上述權利的培育和行使都越來越融合網絡元素，這就需要網絡產品和服務應當適應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的規律和特點。能否依法創造一個天朗氣清的網絡環境，涉及未成年人的基本權利的實現。《條例》的出臺與施行，正是這一進程中的重要成就。

通過《條例》全文，可以看到為了實現法規的目的，《條例》將主要抓手凝聚為兩個——一是社會共治，二是行刑銜接。而兩者之間又存在著有機聯系，前者是后者的社會基礎，后者是前者的保障手段。

所謂社會共治，是指未成年人網絡保護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社會治理問題。在數字環境與網絡空間內，家庭、學校、社會以及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都應當自覺履行義務，共同參與、共同治理，保障未成年人的數字權益。《條例》將未成年人、監護人、學校、網絡平臺聯系在一起，實現多管齊下，共同幫助引導未成年人使用網絡。包括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在內的各類社會主體是網絡空間的建設者、參與者、維護者，需要在創造積極條件、預防各類風險的角度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在社會協同共治范疇中，《條例》尤其強化了網絡信息服務者的協助義務。信息技術所形塑的，不僅僅是傳統社會結構，還有網絡社會的組織模式。在技術引發的商業變革中，網絡平臺異軍突起，成為網絡社會重要的組織力量，對維護網絡信息安全負有重要社會責任。因此《條例》特別規定，對于未成年人用戶數量巨大、在未成年人群體具有顯著影響力的重要互聯網平臺服務提供者，應當依法承擔更為嚴格的社會責任，積極履行網絡安全保障義務，配合執法部門的工作，接受社會監督。

所謂行刑銜接，則是指匯聚更多法治力量，尤其是刑事司法作為治理手段。法律治理中，刑事治理的作用是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無法替代的，通過刑事責任的適當追究督促責任主體積極履職不失為一條積極路徑。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七條明確規定，違法行為涉嫌犯罪的，行政機關應當及時將案件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行刑銜接作為一種治理機制，契合對網絡亂象進行溯源治理、過程治理與協同治理的需求，作用應當得到重視。

網絡環境的溯源凈化，就是要從終端的最為嚴重的犯罪行為處罰，層層向上回溯，最終回到網絡亂象的源頭，深層次剖析其發生機理、技術特性、行為表征，在從“治罪”到“治理”的過程中實現網絡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性提升。《條例》給互聯網平臺服務提供者規定了諸多作為義務，在其不依法履行的情況下，所引發的不僅僅是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很有可能構成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如涉嫌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等等。刑事司法作為最后的防線，即是主張通過不同法律責任的聚合作用，達到對社會問題的根本治理。

社會共治并不能僅僅依靠執法和司法部門，而是需要注重教育和社會各主體的參與；而行刑銜接則更為凸顯法治手段的力量。兩個層面互為補充，最終實現執法機關監管常態化；檢察機關、人民法院能動履職；網絡平臺履行好網絡安全管理義務、加強對網民的理性引導，才能達到最好的社會治理效果。上述機制相輔相成，才能真正起到調動刑事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以及各類網絡主體“相互交往、互惠合作”的效果，筑牢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法治支撐，推動各方嚴格落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責任，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作者系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