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號
吁青 陳中莉 傅遠泓
司法鑒定作為法定證據，在法院的裁判結果中具有重要影響，其結論的科學性和公正性至關重要。
最近，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同一份聊天記錄經同一個鑒定中心進行鑒定，卻產生了兩份結果不一致的鑒定書，這是怎么回事？該案最終以撤訴告終，然而法院卻連續發出三份司法建議，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同一鑒定機構兩份互相矛盾的司法鑒定意見
2020年12月，海珠區法院受理了鄧某花訴鄧某廣和南某的民間借貸糾紛一案，鄧某花主張她向鄧某廣轉賬的282萬余元是作為借款出借給鄧某廣和南某的。鄧某花和鄧某廣為姐弟關系，鄧某廣和南某原為夫妻關系，在訴訟過程中，鄧某廣和南某正處于離婚糾紛期。
本案審理過程中，針對涉案款項是否屬于借貸性質，被告鄧某廣向法院提交了廣東省廣州市某公證處出具的公證書，其內容是鄧某廣與南某之間微信聊天記錄的證據公證，擬證明南某承認向鄧某花的借款沒有歸還，且鄧某廣向鄧某花借款事宜南某均知情。南某在鄧某廣提交的這份微信聊天記錄中提到“……還讓我和你一起借了你姐那么多錢……”
南某對這份聊天記錄卻是另一種說法。為了證明鄧某廣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存在偽造增加的情況，南某前往廣東某司法鑒定中心對其進行鑒定。隨后，鄧某廣也提供了上述鑒定中心對同一份聊天記錄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
值得注意的是，兩份司法鑒定意見書不僅出自同一家鑒定機構，且司法鑒定人相同，出具時間前后僅相差半個月。經對比可以發現，兩份鑒定意見書均沒有對微信聊天記錄的真實性給出明確的結論。
“南某申請法院依職權對兩份聊天記錄啟動鑒定程序期間，鄧某花主動申請撤訴，我院于2021年12月29日準予撤訴。”案件承辦法官陳文超告訴記者。
真實性鑒定為何變成“存在性鑒定”？
盡管原告主動提出撤訴申請，但海珠區法院經綜合考慮，認為此案可能涉嫌虛假訴訟、偽造證據，遂將涉嫌犯罪的線索、材料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公安機關在調查后復函表示，鄧某廣承認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是委托他人修改過的。
陳文超在審理過程中了解到，鄧某廣提交的聊天記錄是通過某電商平臺的商家修改過的。經搜索發現，該電商平臺確實有專營修改微信聊天記錄的店鋪。
2022年4月，陳文超向某電商平臺發出該案第一份司法建議，要求該平臺查詢涉案聊天記錄是否屬于平臺商家提供的服務，建議設定準入條件、對相關商家進行法律知識教育、對相關服務規范作出必要的提示和監督，在相關完善工作完成之前，暫停此類別的商業運營。
2022年5月中旬，該平臺復函表示已核查店鋪和商品，認定涉案商家違反經營規則，對該涉案商家進行關店處理，并承諾將對相關平臺商品進行相應的嚴格管控措施。
在陳文超看來，此案反映的問題不僅僅是當事人不誠信訴訟及存在提供類似服務的涉案商家，更值得重視的問題是，為何涉事鑒定機構對于同一份聊天記錄，卻出具了兩份不同的鑒定意見？
今年2月，海珠區法院向該鑒定機構發出該案第二份司法建議，督促機構對兩份鑒定意見書進行核查處理，以消除相關法律風險。
涉事鑒定機構復函稱，鄧某廣委托的鑒定“屬于電子數據存在性鑒定，而非真實性鑒定”，只是為了證明聊天記錄存在，而非證明聊天記錄的真實性。根據相關規定，委托人委托鑒定的，應由委托人對鑒定材料的真實負責。
“實際上，一般當事人對于這種專業性術語沒有概念，也很難區分存在性鑒定和真實性鑒定的區別。這就可能導致存在性鑒定被當作真實性鑒定而被法院采納，使得司法裁判存在法律風險，擾亂正常司法活動。”陳文超說。
第三份司法建議督促鑒定機構整改
連發兩份司法建議后，海珠區法院針對上述問題的關注并沒有停止。
3月6日，該院向廣東省司法廳及廣東省司法鑒定協會發出涉及該案的第三份司法建議，建議將該案例作為行業內部警醒提示，以提高司法鑒定機構及司法鑒定人員的法律風險意識，并在今后的電子數據類鑒定意見書中明確注明鑒定結果是否包括真實性鑒定內容，以減少爭議和司法成本。
廣東省司法廳及司法鑒定協會對此高度重視，第一時間將司法建議轉發涉事鑒定機構所在轄區的深圳市司法局進行調查，并針對如何促進行業提高司法鑒定質量和風險意識組織專家研究相關落實措施。
深圳市司法局核查發現，涉事鑒定機構在受理委托及出具鑒定意見書的環節存在瑕疵，鑒定人員未按照司法鑒定執業分類規定準確描述委托事項，并且未在鑒定意見中明確說明是否進行了真實性鑒定。因此，深圳市司法局要求該鑒定機構進行整改學習。3月22日，深圳市司法局還聯合深圳市司法鑒定協會向當地25家機構下發風險提示，該提示督促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加強相關法律法規的學習，規范當事人自行委托鑒定案件的辦理，并要求及時報告重大鑒定案件和重要情況，以從源頭上防范和化解司法鑒定執業風險。
廣東省司法鑒定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將針對類似問題擬向全省司法鑒定機構下發一期職業風險警示，把相關案例列為警示教育案例，組織定期學習，避免法律風險。
編輯：徐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