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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網特約評論員 李賢霆
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調解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強調，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更高層次、更廣領域發揮好調解的基礎性作用，為中國式現代化營造和諧穩定社會環境。這為我們正確解密60年經久不衰的“楓橋經驗”，提供了絕佳啟示。
在“楓橋經驗”的敘事里，調解先行是“歷史的選擇”。60年前，“楓橋經驗”就產生于依靠群眾對“四類分子”進行說理斗爭。在斗爭中，注重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允許對方進行申辯。當時，人民群眾用一句話頗為形象的話來形容這一過程：“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說理斗爭、以理服人，這幾乎就是“調解先行”在另一個時空的同義表達。之后的時光里，浙江楓橋的干部群眾始終注重發揮調解的基礎性作用，堅持基層調解、多元調解、聯動調解的工作定位，逐步形成了鎮、村、企全覆蓋的調解組織網絡，構建了以人民調解為基礎，專業、行業調解為依托，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結合的運作機制、運行模式和工作格局。近年來，浙江多地不斷強化預防在前調解優先、依法調解、實質調解的理念，扎實推動調解工作創新發展，進一步完善調解工作格局，做好人民調解，做實行政調解，做強司法調解，做優行業性專業性調解，促進各類調解協調聯動，進行了有益探索。浙江紹興持續推進法院訴訟服務中心線下整體入駐社會治理中心，將群眾來立案大廳要求訴訟的事件直接前置至中心調處體系受理流轉化解，以紹興諸暨為例，今年以來，諸暨市全市訴前糾紛化解率為40.81%，同比上升9.88個百分點，萬人成訟率持續降低。
在“楓橋經驗”的場域里，調解先行是“第一道防線”。無論在世界上哪一個國家，基層都是一個充斥著社會矛盾和利益糾紛的特定空間。這些矛盾和糾紛不可能一股腦地涌入訴訟渠道，擠占稀缺的社會資源特別是司法資源。由此，調解成為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國家和我國臺灣地區的基層社區常用的第三方糾紛解決方式。對于一個正在實現“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中國來說，調解更是糾紛解決的重要“必選項”。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國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成為‘訴訟大國’。我國有14億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負！”為此，我們必須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而我國的調解制度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預防性法律制度，被稱為矛盾糾紛化解的“東方經驗”——“楓橋經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楓橋經驗”的視野里，調解先行遇上“大有可為期”。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矛盾糾紛規模仍然保持在高位運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調解，不僅不會過時或者過氣，還在不斷“翻紅”“上新”。面對指數級增長的網絡消費糾紛，浙江余杭區市場監管局積極打造“網上楓橋”，2015年10月成立了全國首個網絡交易糾紛調解處理中心——余杭區網絡交易糾紛調解處理中心，2018年3月上線“網絡消費在線調解平臺”，能實時調取平臺交易相關數據，具備三方通話和在線視頻功能，做到糾紛調解全程在線展開，減少溝通時間成本，提升信息對稱性，實現了信息互動和數據共享。平臺上線以來，共調解糾紛126萬余件，投訴初查反饋率、投訴辦結率、舉報核查率均為100%。在有世界“小商品之都”之稱的浙江義烏，為切實解決涉外矛盾糾紛而設立的全國首家涉外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簡稱“外調委”）已經走過了第十個年頭。外調委大膽采用“以外調外”的模式，聘請通外語、精貿易、有信譽的外籍人士參與涉外糾紛調解，有效增加調解的親和力和公信力，成功調處涉外糾紛1185起，涉及金額1.29億元，糾紛成功化解率達96%。
編輯：冀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