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時代“楓橋經驗”促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 新時代新征程“楓橋經驗”新實踐

□ 本報記者 蔡長春

近年來，各地區各有關部門不斷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發動引導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形成了百花齊放、滿園春色的生動局面，為續寫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提供了強大助力。

如何以新時代“楓橋經驗”促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浙江警察學院楓橋經驗與社會治理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邵安接受了《法治日報》記者的采訪。

記者：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與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

邵安：從新時代“楓橋經驗”與平安建設的概念關系看，共同點在于兩者都是中國本土概念，具有原創性價值，且兩者內涵有較多重合交叉之處。新時代“楓橋經驗”是土生土長的中國治理范式，具有價值觀和方法論的意義。平安中國建設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部署，新時代“楓橋經驗”為平安建設提供普適性治理規律、行之有效的方法論，而平安中國建設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總體目標和根本目的。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平安已經從傳統意義上的生命財產安全上升到打造安心、放心、舒心的社會環境。因此，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建設意味著平安建設的內涵外延不斷拓展，群眾的期待要求更高更新。

安全感是基本的身心需求，幸福感是生活品質需求，獲得感是更高級的價值實現，是參與平安建設、幫助他人、服務社會而獲得的精神滿足。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是新時代“楓橋經驗”最核心的要義、最重要的方法論，因此必須營造人人參與平安建設的生動局面。

以浙江為例，通過探索專項財政資金資助、政府購買服務、公益創投等方式，全省建成約4萬個平安類社會組織，積極培育平安類公益活動和慈善事業，拓展了群眾的參與渠道，激發了群眾的參與意愿，強化了群眾的參與獲得感。

記者：“楓橋經驗”誕生于基層。新時代新征程上，“楓橋經驗”必須筑牢平安建設的基層基礎。對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邵安：近年來，全國各地高度重視強基固本。浙江堅持全省“一盤棋”、市級抓統籌、縣級負主責、基層強執行的工作格局，不斷完善“一中心四平臺一網格”機制。縣級社會治理中心構建調解、信訪、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多種方式有機銜接的工作體系，發揮出矛盾糾紛化解“終點站”作用。網格化管理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重大創新實踐，打通了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被形象地稱為“微事不出格”。

近年來，各地各部門著力推動人力、物力、資源下沉，為基層授權賦能，夯實平安建設根基。多地開展“楓橋式派出所”“楓橋式司法所”“楓橋式法庭”“楓橋式檢察室”等系列創建活動，以期通過建強最基層的組織機構來夯實平安建設的基層基礎。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這句話清晰地指出“楓橋經驗”的價值功能在于就地化解矛盾，防范矛盾升級和風險蔓延。今天，這句話里的“村”“社”要作廣義理解，即不僅僅是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域視角下的鎮街、村社、片區、網格，而且可拓展至各行各業的基礎工作單元，例如高校的教研室、教研小組，企業的生產車間、作業小組等。

從更廣義的社會系統視角，今后一段時期全國各地要持續完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作為強基固本的重要抓手。浙江省《關于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決定》指出，要“完善基層直接民主制度體系和工作體系，改進基層民主協商實現形式，豐富村（社區）民議事協商形式，加強村務監督，不斷提升基層自治組織治理能力水平”。北京市東城區的“樓門小院議事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小古城村的眾事眾商機制和湖州市德清縣的“鄉賢參事會”等基層民主建設的實踐案例，從更廣泛的民主治理意義上詮釋了新時代“楓橋經驗”不僅能化解家長里短的“小矛盾”，也能助力解決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大矛盾”，更好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記者：數字科技給新時代“楓橋經驗”插上了智能化的翅膀，更加凸顯了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治理優勢。您對此有何看法？

邵安：從“智安小區”建設，到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一體化辦案”系統、“移動微法院”，再到各類“解紛碼”“平安碼”“云調解”的推廣，各地在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中創新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積極探索化解矛盾糾紛的新場景，著力提升矛盾糾紛預防化解的能力水平。

實質上，技術治理也是一個治理問題，而非純粹的技術問題。即技術治理是“治理的技術”與“治理的價值”結合的產物，必須堅持技術服務于價值。“德法加智治”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實踐特征之一，德治法治是本和魂，智治是手段和工具。德治體現良善價值，法治體現公平正義價值。作為科技手段的智治，就是在這些價值的引領下為平安建設工作服務，為基層治理各領域提供科技支撐。

如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打破傳統糾紛解決模式，實現時間、空間和區域的跨越，為身處異地的當事雙方提高了解決糾紛的效率。另一方面，對一些矛盾比較激烈的糾紛，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能夠避免面對面調解過程的正面沖突，避免矛盾二次激化。更重要的是，在線平臺確保了調解程序和相關信息的透明公開，在技術上強化了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的法治化水平。